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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承汉唐精蕴 创温法治癌
发表时间 2017-07-12 15:04 来源 本站原创
  熊露 侯道瑞 彭亚辉 熊健   恶性肿瘤是全球范围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癌症新发病例368万例,发病率186/10万人,死亡率109/10万人。相当于我国每天约有1万人确诊癌症,平均每7分钟就有一个人得了癌症!并且40岁之后发病率快速提升,80岁达到高峰,到85岁,人体的患癌累积风险达36%,形势非常严俊。

熊露教授
  我国早在甲骨文时期,就有“瘤”病记载。《黄帝内经·灵枢·百病始生篇》最早提出“积之所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的发病学观点。“积”,属于现代意义恶性肿瘤的范畴,包括囊肿、结石、息肉以及肿瘤等各种各样的有形积块的总称。几千年来,历代中医名家对恶性肿瘤相关的病因病机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理论和经验,形成了如扶正培本法、活血化瘀法、清热解毒法、软坚散结法、化痰祛湿法、以毒攻毒法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疗法则,建国近60余年来,在扶正与祛邪相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良恶性肿瘤,开拓了新的治疗途径和前景。   一、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作用与优势   近二十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包括基因组学及后基因组学等在肿瘤学研究领域的渗透,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的理论与实践得到进一步深化。在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对放化疗的减毒增效、抗耐药、和防治肿瘤复发与转移等方面的疗效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及患者的广泛认同。   现代医学认为肿瘤的发生与发展,侵袭与转移是一个多因素参与的多环节、多步骤的极其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客观上要求肿瘤防治手段与途径的综合化趋势。现代肿瘤临床治疗已步入综合治疗的时代。中医药具有多途径、多靶点的作用特点,因而中医药在中晚期肿瘤的综合治疗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肿瘤综合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经过反复临床实践,通过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治疗学理论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的基本模式,即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扶正与祛邪相结合;中医药与放化疗相结合;中医药与手术治疗相结合;整体治疗与局部治疗相结合。在以上基本治疗模式的框架内,对于早期肿瘤,多采取西医手术、放化疗与中医祛邪扶正结合,最大限度祛除癌毒,邪去则正安、防止复发与转移。中晚期患者,则根据病理分型及恶性程度的不同,以扶正培本与辨证调节,结合放化疗及生物治疗等手段,达到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目的。对于不能手术或拒绝放化疗的患者,采用中医药治疗仍然可以取得一定的远期疗效。具体体现在:   (1)中医药与化疗相结合:大量的临床研究和中药新药研究证实了中药可提高化疗疗效。中医学认为化疗可损伤人体正气,造成骨髓抑制,免疫低下,胃肠道反应及肝肾亏损。因此,针对性辨证施治是防治化疗毒副反应的基本原则。临床常用补益类中药制剂如百令胶囊、生血宝、生血丸、贞芪扶正冲剂、健脾益肾冲剂、参芪片、十全大补汤等对化疗后引起的白血球下降、血小板下降或红细胞减少等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益气养血,化瘀通脉类中药如生脉散、血府逐瘀汤等,可减轻化疗引发的心肌损伤。   (2)中医药与放射治疗相结合:放疗引起的毒副反应主要表现在组织损伤及对骨髓的抑制。中药通过对放疗后反应的综合调理,可以减轻头颈部放疗引起的口干、咽燥等热毒伤阴、气阴两虚症状,缓解急性放射性肺炎引发的咳嗽,肺通气功能障碍等。   (3)中药与手术相结合,对于提高术后患者机体免疫功能、改善生活质量、防止复发或转移、延长生存期有一定的疗效。临床研究表明:(1)术前使用中药可以改善患者体质,减轻因其他疾病引发的肝肾功能障碍,为手术创造条件。从术前应用中药对术后病理学改变的影响报道来看,中药可使肿瘤灶周围的淋巴细胞浸润增加,使肿瘤灶周围的降解酶类受到抑制,康莱特注射液术前用药可使肿瘤病灶坏死,显示出潜在的研究与应用价值。(2)术后辅助治疗,可能减轻手术的损伤,有利于术后的康复,并减少复发或转移,延长生存期。同时还为患者接受放化疗创造条件。   二、阳和布化——《黄帝·内经》跨越二千年的养生与防癌智慧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说明阳气在人生中何其重要,比作天与日,贯穿始终,主宰命运,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灵枢·百病始生篇》曰:“积之所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灵枢·水胀》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瘜肉乃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水郁之发,阳气乃辟,阴气暴举, 大寒乃至,川泽严凝,寒雾结为霜雪……痞坚腹满”,更以天寒地冻,水凝为冰形容肿瘤阳虚寒凝,坚积内生。这个“积”就是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形成就与体内遭受的“寒湿”有着密切关系。   中医认为脾位于中焦,五行属土,具有土“承载万物,养育万物”的作用,功能主要是主运化、主升清、主统血,被称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而“肾主先天”、“肾主藏精”,主五脏六腑之精气而藏之,为生命之本。各种营养物质通过脾肾相合,精气布化周身,同时把代谢毒素运输到排泄系统,形成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因此,脾肾合和,阳和布化,在人体气化的升降出入运动中,起着核心主导地位,主宰人体的生化代谢,在维持正常的生命和调节免疫功能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病理状态下,阳气受损,失于布化,体内湿寒凝聚,经年久系,“癖而内着,恶气乃生,息肉乃成”,形成恶性肿瘤赖以形成、生长与转移的特定的肿瘤微环境,从而形成中医学特定肿瘤易感体质。中医善于采用温补、辛散的食物或药物,达到温补脾肾,升化人体阳气,促进体内废物和毒素的排出,祛除体内的寒湿邪气,从而增强免疫功能,达到防癌、抗癌的目的。

熊露教授为患者诊断病情
  《黄帝·内经》首重“扶阳”,凝聚了跨越二千年中国古代养生与防癌智慧的精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指出:“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考《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发生之纪,是为启陈……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取春天阳气发陈,温和布化,阴气随阳而动,生气淳厚,则万物化生之意。强调“阳和布化”就是中庸之道,是比喻春天自然界养育万物的最佳状态,也是养生防癌要达到的最佳境界!   《黄帝·内经》指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回归老子《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朴素规律,与天地同幻化,与自然同声气,任四季流转,悟木性草味,闻鸟语花香,形与神俱,期百岁之安然!   三、崇尚汉唐精蕴,深研“肿瘤阴证”病机,首倡扶阳,颇近于道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熊露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肿瘤临床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科学杂志》编委,全国第三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2015年度“人民好医生”。BTV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客座专家。先后师从两届“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肿瘤大家“国医大师”周岱翰教授,两届首都“国医名师”朴炳奎教授、张炳厚教授及河南风湿病大家娄多峰教授。长期从事扶正培本治则方药调节肿瘤微环境免疫作用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扶正培本治则方药调节恶性肿瘤微环境免疫与血管正常化临床与基础研究。熟练掌握DC培养、纯化、RT-PCR、流式细胞仪检测鉴定技术。2007年起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合作研究原子力显微镜生物医学微观可视化技术。率先在中医院开展肺癌患者外周血DC表型流式检测、激光共聚焦显微镜DC功能检测。率先在国内中医院应用CT/MRI开展中医药抗肿瘤血管生成的临床疗效与评价研究。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级课题6项,省部级课题3项。参与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1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1项,院级科研基金1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近30余篇。主编或副主编专著4部,合作出版6部。获亚太地区肿瘤临床大会与中国临床肿瘤学大会(CSCO )获中医药优秀论文1等奖及中国CSCO-丽珠中医药科学基金奖各1项(06年均第1作者)。获中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学会大会优秀论文2等奖1项(08年)。获陕西省政府科技进步2等奖1项(第2名),中国抗癌学会科技进步3等奖1项(第2名),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进步2等奖1项(第2名),咸阳市政府科技进步1等奖1项(第2名)。

熊露教授
  近30年来,精研《内》、《难》、《备急千金要方》、《备急千金翼方》、崇尚汉唐古风,汲取精蕴,学术主张“阳主阴从”观。首次提出中晚期恶性肿瘤的中医“络病学”机制,对“肿瘤阴证”和“肿瘤阴湿体质”的辨治规律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熊露教授通过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2005年至2015年10余年间,300余例中晚期肿瘤患者,发现痰湿体质、寒湿(阳虚)体质、瘀血体质患者较多,兼顾寒湿(阳虚)和瘀血两种或以上体质者,占到近1/3以上。首次提出肿瘤特异性体质——“寒湿体质”的形成原因与在内外诸邪、七情、饮食不节等多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息息相关。尤其强调过分寒凉的饮食和起居习惯,损耗脾肾先后天之阳,日积月累,阴胜则阳衰,寒凝阴伏,正虚毒结,日久而成积,是导致恶性肿瘤形成的重要原因。其病理因素不外虚、寒、湿、热、瘀、毒五个方面。机体正气之虚,重在阳虚,阳虚则寒凝,癖而成积。毒既是湿热瘀毒,又特指恶性癌毒。而“阳虚寒凝,癌毒阴伏”贯穿于癌症恶变与转移之始终。因此,在恶性肿瘤的防治中,倡导在扶正培本治则基础上,采用温补脾肾,散寒除湿,通阳消癥之法治疗中晚期肺癌、胃癌、肝癌、肠癌、甲状腺癌、胰腺癌、泌尿系统肿瘤(肾癌、膀胱癌)、恶性淋巴瘤、妇科肿瘤、前列腺癌、脑瘤、难治性肉瘤、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在难治性癌性发热、恶性胸腹水、癌性疼痛的中医辨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治临床各科寒湿体质所致癌前病变和疑难杂症。对甲状腺结节、乳腺纤维瘤、重度乳腺增生、难治性消化性溃疡、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胃肠息肉、黑色素样变等癌前病变、顽固性复发性口腔溃疡、扁平苔癣、神经性皮炎,牛皮癣、重症三叉神经痛,重度失眠,难治性便秘、难治性慢性盆腔炎,慢性泌尿系感染,泌尿系结石。各种脑损伤,植物状态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现代研究证实,温阳散寒代表药物如附子、肉桂、鹿茸、补骨脂、淫羊藿、吴茱萸、姜类等都有一定的抑瘤作用。以附子多糖为代表的温阳散寒药物,能使HL-60细胞的晚幼粒细胞、分叶核与杆状核细胞增加,NBT还原能力增强,细胞膜分化抗原CDIIb上升而CD33下降,细胞内MPO增加而NPA水平未有改变,诱导LH一60细胞向粒细胞方向分化,从而提示温阳散寒法可能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分化发挥其治疗作用。熊露教授通过对扶阳类代表方参附汤、参附注射液的体内外研究发现,中药温阳类方可能通过调控肿瘤抗原递呈细胞-树突状细胞(DC)表面分子表达、上调DC活性、调节细胞因子活性、促进DC-T细胞免疫突触形成,调节抗肿瘤细胞免疫功能发挥“间接”抗癌和抑制肿瘤远处转移的作用。   对于长期药物治疗、久病不愈及年老体弱者,特别是晚期肿瘤放化疗后的患者,癌毒常与痰、瘀互结致病,温阳是除痰、涤瘀的有效方法。在治疗肿瘤过程中,不应拘泥于阴虚燥热一味养阴清热,应在补阴的同时不忘补阳,于阳中求阴。临床上既重视益气养阴,又重视温补脾肾之阳法,才能提高治疗肿瘤的疗效。   四、知行合一,师古不泥,善用重剂,内外合治,屡起重症沉疴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先生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熊露教授主张不作一般医者的坐而论道,而是以国医先辈和大师们为座右铭,用个人近30年的临证实践,力求践行王阳明先生提出的“知行合一”精神、主张在跌宕诡谲的人生和医疗实践中探求医理、孜孜求索。

熊露教授
  恶性肿瘤不少属于传统的中医外科类疾病范畴,清代名医王洪绪等诸多外科名家为恶性肿瘤的外科治疗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熊露教授师古不泥,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中西并重、内外合参,内外诸法同施,综合运用中药泡洗、中药贴敷、艾灸、针刺、心理疏导及饮食调摄等多种治疗方式,多管齐下。先后创制出了“肝癌散毒贴”、“胃癌消毒贴”、“寒湿温化贴”、“溃疡足贴”、“抗癌二号方” 等多个切实有效的肿瘤内服外用纯中药复方,以及鲤鱼汤、羊肉汤等古法食疗杂方,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导师张学文大师、张炳厚教授认为“中医的不传之秘在剂量”,治疗疑难重症,遣方用药,把握病情的动态变化,选用合适的剂量也是一个十分关键和重要的问题,往往需要“胆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恶性肿瘤多属于恶疾、顽疾,病程较长,病情顽固,常规的用药有时候会有病重药轻之感,难以起到有效的逆转病势、控制病情的作用。因此,熊露教授应用毒药、重剂,常常依据气血阴阳的偏盛偏衰,体质的刚柔,精确辨证、超常规、大剂量,内外合用,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恶性肿瘤的中西医防治是一个极为精细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我辈抛弃学术偏见,汇通中西,继承与创新并举,把握学术前沿、综合应用现代手术、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及中医药治疗等多种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科学预防调摄,才能在防治肿瘤的攻坚战中,逐渐占据主动。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 邮编 100053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线阁5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医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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